熊廷弼立下了不少功劳为何会被全国声讨呢

熊廷弼立下了不少功劳，为何会被全国声讨呢？

熊廷弼是明末将领，熊廷弼三次经略辽东，在辽东巡抚任期间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他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为主，反对浪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曾力主放弃辽西退守关内，因此举国声讨，最终被杀，传首九边。

大明天启五年八月的一天。56岁的囚徒熊廷弼，被押往刑场。提牢主事张时雍，看到熊廷弼的胸前挂着一个小布袋，问他：袋子里装着什么东西?熊廷弼答：我的无罪申辩书。张时雍又问：你没读过《李斯传》吗?里面怎么说的，“囚安得上书”!熊廷弼驳斥他说：是你没读过《李斯传》。这句话是大奸臣赵高说的。说完，将申辩书交给张时雍，请他转呈天启皇帝朱由校。引颈就刑。

一代守辽名将，悲情收场。朱由校没有替他平反。随后继位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没有替他平反。大约100年后，明朝敌人的后代、早已坐稳了帝国江山的乾隆，读到熊廷弼的事迹，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之晓军事者，当以熊廷弼为巨擘。读其《陛辞》一疏，几欲落泪!而以此尽忠为国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坏长城，弃祖宗基业而不顾者，尚得谓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明朝自坏长城，该死。

熊廷弼第一次被派往辽东，是万历三十六年。任务是调查镇守辽东的老将李成梁。那一年，熊廷弼40岁不到，李成梁82岁。万历朝的边疆危机一度得到缓解，两员大将居功甚伟：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李成梁前后镇守辽东近30年，拓疆千里，战绩卓著。清人写《明史》，评价他说：“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

其实，早在万历十九年，李成梁已遭弹劾去职。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整整10年，没有李成梁的辽东，屡易总兵，都无所作为。朝廷没办法，只得返聘李成梁，老将再出马。重新出山5年后，出事了。辽东总兵李成梁与辽东巡抚赵楫，擅自弃地八百里，将万历初年开拓的宽甸六堡让给努尔哈赤。当地居民六万户被迫回迁内地，流离失所。

熊廷弼第三次被派往辽东，是天启元年。任务仍然是，收拾残局。此前，他被弹劾下台后，袁应泰接替他出任辽东经略。袁应泰不懂军事，一意迎合朝廷中速战速决的叫嚣，盲目进攻后金。同时，为了标榜仁德，大肆收容关外饥民，让努尔哈赤的奸细轻松混了进来。而努尔哈赤知道他向来视为畏敌的“熊蛮子”被调走了，也喜不自胜。

袁应泰上任仅三四个月后，辽沈之战开打，奸细们轻松打开了沈阳城门。被熊廷弼称为“神京左臂”的沈阳，很快沦陷。紧接着，辽东首府辽阳也被努尔哈赤攻占。明军一路向西，退守到了辽河以西。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举家自杀。

朝廷上下，一片悲观、恐怖的氛围。他们，又想起熊廷弼了。

天启皇帝招其入京，亲自召见，并对他说，朕之前听信流言，错怪你了，现在后悔了，你回来吧。又对朝臣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为了表示对熊廷弼的信任，皇帝把先前攻讦熊廷弼的言官都罢免了。上任后，熊廷弼继续坚持他原来的防御战略，以时间换取空间。但矛盾随之而来。他在京师时，就向朝廷求兵、求饷，结果到出发时，仍无一着落。这让他的计划实施陷入被动，用他的话来说，“持空拳而与贼搏”，我没有这个本事，相信也没有哪一个大臣有这个本事。

明朝的财政困境此时暴露无遗。加上四川发生奢崇明叛乱，朝廷分身不暇。首辅叶向高正好趁此哭穷，说这些年来为了辽事不断加饷，民力早已困竭，再拖下去，内乱恐怕要比边事更棘手了。与熊廷弼搭档出任辽东巡抚的王化贞，不仅积极主战，还向朝廷传递了一个信号：让我来，不给钱也能打胜仗。

好了伤疤忘了疼，袁应泰的教训不远，但朝中大佬一听到经济廉价的方案，就很来劲。而且，王化贞是首辅叶向高的旧日门生，又得到兵部尚书张鹤鸣的赞助。这样，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陷入手中无兵、徒有其名的境地。王化贞则独率大军，驻守广宁，被朝廷寄予厚望。二人观点对立，酿成明朝史上著名的经抚矛盾。

天启二年五月。正当兵部尚书张鹤鸣奏请撤掉熊廷弼，而王化贞则高喊秋天即可听捷报的时候，努尔哈赤亲率五万大军，渡过辽河，轻松拿下辽西重镇广宁。王化贞仓惶往山海关方向逃窜，途中，遇到率兵前来救援的熊廷弼，痛哭流涕。熊廷弼讥笑他说，说好的六万大军一举荡平辽阳呢?说罢，熊廷弼带兵殿后，护送溃散的军民撤到山海关。

广宁之战溃败，结果是熊廷弼和王化贞都被下狱。虽有少数正直官员为熊廷弼喊冤，说他处处受掣肘，不得施展，不应为战败负责。但此前力撑王化贞的叶向高、张鹤鸣等东林党人，为了摆脱罪责，不断将脏水泼向熊廷弼。更可悲的是，一代名将熊廷弼，在狱中竟然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熊廷弼下狱三年后，本来有希望活下来，但此时，他却被告发行贿东林党人。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东林党人在天启四年发起了大规模的弹劾魏忠贤及其阉党的运动。魏忠贤决定先发制人，对东林党实行反扑。阉党中有个姓冯的人，早年与熊廷弼有嫌隙，为泄私愤，就向魏忠贤献了一条毒计——捏造熊廷弼向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行贿的罪名。在当时的党争中，涉及辽东事务，基本可定死罪。正如东林党人此前在广宁之战的责任承担中极力要甩锅给熊廷弼一样，魏忠贤要置东林党人于死地，就想让东林党人与熊廷弼沾上关系。

结果，一生与东林党人合不来的熊廷弼，变成了魏忠贤对付东林党人的牺牲品。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含冤而被处死，死后“传首九边”。相比之下，对广宁溃败负有首要责任的王化贞，后来从东林党投靠了魏忠贤，受到庇护，直到崇祯五年才被处死。性格决定命运，站队决定生死。明朝末年，政局黑暗若此，亡了也是活该。

熊廷弼死时，坚信自己是无辜的，要为自己上疏辩冤。但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未能得到平反。崇祯当政后，魏忠贤伏诛，有正直官员接连上疏为熊廷弼讼冤。最终，崇祯允许熊廷弼的儿子，为父亲收葬。仅此而已，没有抚恤其家室，也没有恢复其官爵名誉。从崇祯的角度考虑，他当时面临辽东更加焦头烂额的局面，袁崇焕许诺他五年复辽，结果却来了个己巳之变。诛杀袁崇焕，也不能解恨。在这种情况下，崇祯怎么可能去为原任辽东经略平反。

在他眼里，要为熊廷弼平反，等真的有人实现复辽希望，也不迟。然而，终其在位17年，只等来了亡国悲剧，对于熊廷弼的平反，也就不了了之了。熊廷弼未能平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东林党在崇祯朝得势，向来非我同志的熊廷弼，自然不会被他们奉为榜样。他们宁愿尽快把他忘记。熊廷弼这样的悲情英雄，可以称之为“中国式悲情英雄”。

他生前死后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典型意义。在他之前，无党无私的岳飞、于谦，命运如斯;在他之后，辽东经略位子上的孙承宗、袁崇焕，亦面临其命运重演。是非不清，功罪颠倒。在党争内斗盛行、价值取向错乱的年代，即便面临亡国危机，国家利益也被各派置于集团利益之下，难怪连乾隆都要骂明朝是“自毁长城”。极少数像熊廷弼这样的磊落之人，站出来。有胆识，有谋略，有本事，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但论是非，不计利害。最终，却敌不过悠悠众口，孤胆英雄难免悲剧收场。

假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英雄人物，是因为伟大，而不是因为悲情而被历史铭记，那么，“明亡清兴”的历史是否会被改写呢?这是肯定的，但这也肯定只是一种幻想。明朝末年的坏，是深入骨髓的坏，是台上的派系和台下的派系，都坏。熊廷弼说过，大丈夫生为孝子，死为忠臣，何惭于圣贤，何愧于天地哉?但是，明朝政局是该惭愧的，它配不上这样俯仰无愧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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