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也曾打压反对者为何他的评价却很高呢

文彦博也曾打压反对者，为何他的评价却很高呢？

文彦博他历经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的执政对北宋社会和国家的走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却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尤其是在面对不同意见时，他很多时候采用各种阴谋权术，不择手段的打击反对者，也留下了很多黑历史。他与另一位宰相贾昌朝的明争暗斗就是典型，为此他宁愿罢相都要将对方贬官外放，手段之恶劣显得好无底线。主流历史学上说，这是因为文彦博是忠臣，贾昌朝是奸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实际上宋朝的政治斗争并非如此简单，两个宰相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能用简单的忠奸二字能囊括的。他们的政治斗争都是基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毫无是非对错可言，哪里来什么忠奸之分?文彦博与贾昌朝的恩怨也是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最终形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恨。

文彦博虽然在宋史上的评价颇高，但他并不是范仲淹那种讲究道德和节操的名臣，而是不择手段谋取政治利益的政客。在前文中讲述的关于他在敦促宋仁宗立赵宗实为太子的过程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的人性。而这种人性充斥在他一辈子的政治生涯中，讲政治的黑暗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范仲淹说过，“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的胸襟，表达出他对政治家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所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围绕私人利益展开，但却无法避免为了公众利益而得罪政敌。然而文彦博和贾昌朝却并非如此，他们与这种高尚的情操相反。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政治利益必然先私后公，先小后大。如果为了公而得罪了太多的私，他们宁愿明哲保身。正是由于这种出发点，所以这两人的政治斗争越发激烈，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而这种政治斗争对国家和政治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逆的。

前文讲过，宋仁宗病重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这是因为立储之事而引发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但有文彦博和宋仁宗的争斗，远在大名府留守的贾昌朝也插了一脚。正是这一脚让文彦博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也对贾昌朝产生了的仇恨，使得两人的斗争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宋史中对这段旧事写得很隐秘，把文彦博粉饰得伟光正，完全掩盖了贾昌朝的意图和文彦博的黑暗。可是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老辣的政客为了政治利益的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对方置于死地的操作。

当时宋仁宗病重，文彦博带着刘沆和富弼，以祈祷的名义强行住进的大庆殿隔壁的隔间中，有着严重的逼宫味道。同时富弼开始积极与曹皇后联系，让宦官张茂则做中间人，谋求立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宗实为皇子。前文分析过，这他是力图逼迫宋仁宗立储，甚至有可能借机拥立赵宗实为皇帝，逼宋仁宗退位为太上皇的操作。文彦博以此辛辣的手段搞得朝廷中枢风波迭起之时，他却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远在大名府的贾昌朝也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几乎将文彦博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早在宋仁宗病重之前，富弼就与贾昌朝在修黄河的事情上发生过冲突。当时富弼采纳李仲昌的建议，提出从澶州商胡河贯穿六漯渠，使之流入黄河的横垅旧道。当时这个修筑方案就被留守大名府的贾昌朝反对，这个事情一直悬而未决。宋仁宗病重的消息传出后，贾昌朝旧事重提，他让内侍武继隆指使司天官放出舆论，说宋仁宗病重是因为富弼计划在北方修水渠所致。古人迷信，认为皇帝病重必然与朝廷失政有关，是上天给朝廷的示警。于是这种说法让朝野震惊，纷纷指责北方修河渠损害地脉，才导致宋仁宗生病。

正是因为让文彦博吃了这么大的暗亏，所以他和贾昌朝的关系成为了政治上的仇敌，而且是不死不休的那种。两人在朝中斗得热火朝天，各种卑鄙无耻手段用尽，成为黑暗政治的典范。文彦博罢相时，他为了不让贾昌朝出任宰相，组织言官给其扣上各种帽子，将其贬官外放。为此他不惜和弹劾自己的唐介和解，将其调回中枢来干这个事情。宋仁宗对这种情况也乐见其成，干脆将两人都外放出去。如此一来，朝廷大局又回到宋仁宗手中，新宰相韩琦也不敢吱声，欧阳修专注于编修史书，朝野气氛一片祥和。

昆明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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