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世界杯路径澳智库中等强国韩国和澳大利

韩国正走上一条寻求平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与美国的安全关系的政策路径。争取这样的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约占韩国商品出口的四分之一，商业服务出口的五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被广泛认为掌握着与朝鲜关系的钥匙。这一做法现已引起拜登政府的注意。

韩国仍在寻求平衡中美关系的这种做法，与澳大利亚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澳大利亚目前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两个看上去相似的中等强国如何走上如此不同的战略路径？

韩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中等强国”，因此，尽管这似乎很明显，但对这种政治平衡行为的一个影响是韩国外交政策圈内的一种信念，即中等强国实际上是处于两个极端中间的国家。韩国被视为一个中等强国，要么是因为它的经验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相应程度的国际影响力，要么是因为它的关系处于中国和美国的之间。

然而，对于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外交研究人员和观察家来说，这一假设可能有些奇怪，他们研究过中等强国的概念，通常不认为中等强国是夹在两个极端之间或需要一种“平衡”--即使这些观察家自己也无法完全弄清楚“中等强国”的实际含义。虽然中等强国理论是出了名的薄弱，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倾向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一致：中等强国在低安全风险和高安全风险时期的行为是不同。

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学术概念如何跨越语言的差异。他们这样做首先是作为孤零零的定义，而没有上下文的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被语境化，并融入到接受国的语言和文化中。与此同时，源语言的重新定义也可能进入接受语言，导致概念分歧或支离破碎。

20世纪90年代韩国论文中提到“中等强国”时的定义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很相似。在卢武铉总统时期（2003-08年），韩国使用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国家”的中等强国定义。李明博执政时期（2008-13年），这一定义再次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使用的定义相匹配。在朴槿惠执政时期，“中等强国”被理解为中美之间的“平衡者”；在文在寅执政时期，它被理解为中美之间的“桥梁国家”。正如韩外交部长康京和在新年致辞中所表示的那样，韩国需要将成为东北亚四大国之间的“桥梁国家”的愿景付诸实践。

“中等强国”指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国家。这一概念也在韩国以外流行开来。这种观念在“Mikta”（中等强国合作体）中传播开来，并在墨西哥（介于北美和中美洲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等强国）、印度尼西亚（在万隆不结盟意义上的中等强国）和土耳其（介于东西方、欧洲和中东之间的中等强国）的海岸上轰然倒塌。

当中等强国被理解为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国家时，似乎很明显地暗示平衡确实是可能的。然而，对于中等强国的其他定义，尤其是那些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却表明它不是那样。

取而代之的假设是，在安全风险较低时，中等强国寻求对主要大国的行动加以限制，从而增加自己的独立行动。它们制衡主要大国--而不是在它们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区别很微妙，但很重要。在这些时期，中等强国的典型行为包括外交活动、联盟构建、利基外交和“良好的国际公民身份”。例如，中等强国的外交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或结束后（联合国体系的形成），以及在冷战结束时或结束后（凯恩斯集团、亚太经合组织、渥太华条约等）相对较高的水平。

在存在高度安全风险的时期，中等强国寻求维持大国的行动，并将大国与共同防务联系在一起。他们倾向于更多地服从主要大国。在这些时期，中等强国的特征行为包括发展力量、加强联盟、积极参与大国的力量格局构建以及加强国际规范。例如，中等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高峰时期时的表现。

对中等强国选择的不同理解，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和韩国的路径会大相径庭。澳大利亚选择的是传统的中等强国定义的路径,韩国选择的是较新的中等强国定义的路径--这条道路会越来越难走。对定义的不同理解在短期内不会对双边合作构成挑战。它仍然是发起和维持对话的有用平台。但从更长期来看，这种细微的差别可能会变得更加显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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