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资讯 >> 多功能插座

大港西玛电机维修从黄浦江畔他们踏上探寻真

2024-05-11 来源:橙子资讯

《共产党宣言》在欧洲出版70多年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又推动中国有志青年走向世界,特别是那些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他们从上海出发,到海外探求救国救民的“主义”、救亡图存的出路。这条海上通道,这座东方大港,不仅见证了一次次“出发”,也迎接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

光阴荏苒,转瞬已是百年。追求真理的勇士及其后人,在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见证中共百年足迹。

在码头登船赴法勤工俭学

2021年4月,年逾八旬的吴本立在北京家中翻看祖父和父亲的老相册。100多年前,吴本立的祖辈父辈们——来自四川荣县的一个吴姓大家族,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和中国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吴本立的祖父吴玉章、父亲吴震寰,都从上海出发,乘坐邮轮走向世界。

1913年11月,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出生在长江上游四川省的35岁革命者吴玉章被列入通缉名单,危急关头他选择前往法国。

《吴玉章年谱》显示,他乘坐日本籍船从上海出发,只走海路,于1914年1月到达法国巴黎。这条途经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的亚欧航路,行程一般要耗费1个多月时间,后来成为从上海出发的留法勤工俭学者的必经之路。

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而言,法国是曾发生过大革命并短暂拥有巴黎公社的革命圣地。《新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就标有法语“青年”字样,当时已有日本留学经历的吴玉章,通过这次法国之行进一步打开眼界。当时,蔡元培、李石曾等也在法国。

“1915年,勤工俭学会在巴黎成立,发起人包括我的祖父,还有蔡元培、李石曾等。1916年,他们与法国有关人士共同成立华法教育会。在我看来,留法勤工俭学完成了从个体行动向‘一个运动’的方向发展。在获得法方支持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年至1920年进入高潮。”吴本立对本报记者说。

1919年秋,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也从黄浦江畔出发前往法国。根据吴玉章的要求,吴震寰先从四川荣县到河北保定参加留法预科学习。准备就绪后,吴震寰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宝勒茄”号奔赴马赛。在这艘邮轮上,还有李维汉、李富春等人。

留法勤工俭学最初始于中国北方,当时青年学子主要通过铁路自陆上赴欧洲。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路交通受损严重,自1919年起,中国青年开始搭乘从上海等地出发的外国邮轮,航行30至50多天不等,最终抵达欧洲。其中,大部分学子的目的地是法国巴黎或马赛,他们在那里进行勤工俭学等实践活动。此后,留法勤工俭学的海上航路逐步形成。

一份当时的赴法须知显示,这条海上航路经过香港(有时为日本某地港口)、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吉布提,再经苏伊士运河抵达欧洲,轮船靠泊马赛港,再送乘客到巴黎。

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梳理史料时发现,1919年3月至1920年底,累计约1600名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分二十多批乘坐轮船从上海黄浦江沿线各码头出发,赴法勤工俭学,始发码头包括汇山码头、杨树浦码头、黄浦码头和吴淞口码头等。

近年来,上海虹口区档案局的专家从档案中发现,当时从黄浦江虹口港及附近岸线出发的赴法学生有五批,累计超过450人,其中包括1919年3月17日乘坐“因幡丸”号邮轮出发的最早一批。从名单可以看到,陈毅、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本人虽未赴法,但他曾多次到上海欢送赴法的湖南籍青年学子。

不仅如此,同一时期在上海市中心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所设的“外国语学社”已开始培养多语种人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在此学习俄语。1921年春,他们分三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那里探索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新渔阳里6号,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所在地,专门陈列着赴苏留学路线图,当年外国语学社的学员通过陆路和水路的方式开启在苏俄的革命生涯。讲解员告诉记者:“整个行程花费3个半月时间,十分艰辛。”

2021年3月,北外滩竖起一个纪念标识,上面写着:1919年至1920年间,为探寻救国救民真理,众多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在此登船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有些在留学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

共产国际代表协助建党

100多年前,黄浦江见证的不仅是一批批中国青年从此地出发、踏上求索之路,还有一些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革命的国际人士从上海口岸登陆,带来了先进的思想,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其中最知名的国际人士当属荷兰人马林(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他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及中共的早期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研究发现,与一些通过陆上通道抵达中国的俄罗斯人不同,共产国际派往远东的代表、荷兰人马林选择的是海上通道,于1921年抵达上海。

1921年6月,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有一条船务信息,一艘名叫“阿奎莱亚”的邮轮抵达上海,挂意大利旗帜。正是这艘邮轮将之前在南亚开展革命运动的马林带到了上海。

这年7月,马林参与了中共一大的部分会议。会议现场被法租界巡捕房的探子闯入后,马林建议立即散会,另觅开会地址,最终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闭幕,并诞生了党的第一部纲领。

毛泽东、刘仁静、李达、李汉俊等中共一大代表对马林均有回忆。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眼中,马林是一个对革命充满热情和自信的人,善于言辞,有时候甚至有点盛气凌人。

马林对于当时东亚及南亚地区的革命态势十分乐观。李玉贞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的资料显示,1921年7月上旬,马林很希望将之前在其他地方开展革命的经验带到中国,同时他“希望几个月就离开此地(指上海)”,去日本和菲律宾了解当地的情况,以便开展新的工作。

1921年9月4日,马林在为荷兰《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介绍了中共成立初期的情况。李玉贞分析,这是参与中共一大的外国人首次向海外公开披露中共一大的详细情形。

初心之地通向精彩未来

今年5月,李玉贞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回上海。多年来,她一直坚持整理关于马林的资料。离开荷兰前夕,她通过电子邮件与远在莫斯科的马林外孙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安德列耶夫通信,安德列耶夫目前是剧作家、钢琴家。

安德列耶夫告诉李玉贞,他年纪还小的时候,一直没有听母亲西玛提起过外祖父马林的故事。直到1986年,母亲离开苏联到荷兰,那时她才写了一本关于马林的书。

慈爱和勇敢,这两个词被安德列耶夫用来形容自己心目中的马林。“我能从母亲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外祖父马林真的是一名勇士。马林的人品中还有更闪光的一面,那就是慈爱。没有慈爱的品格,勇敢则毫无价值。”安德列耶夫在给李玉贞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回复。

1942年,当二战在欧洲仍十分胶着时,马林与志同道合者在荷兰反对德国纳粹的占领。在与纳粹分子的周旋中,马林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阿默斯福特集中营,之后在阿姆斯特丹郊外被执行死刑。

1993年,马林的女儿西玛带着马林的遗物——一面三角形红旗,重返中国。她沿着父亲走的道路到访上海、桂林、广州等地,并将红旗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9年,“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同一年,曾见证马林与中国共产党人罗章龙友谊的菊花砚台,也回到中国。罗章龙是20世纪20年代到访过马林家乡的极少数中共人士之一。这一砚台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常设陈列品。

如今,无论是吴玉章及其后人,还是马林的家族,他们走过的亚欧海上通道,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

吴玉章后来成为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获得毛泽东盛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出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他在历史学、语言文字研究等方面颇有造诣,晚年推动了中国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吴震寰没有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他逝于四川,但一生追求水利报国的他,在长江支流上留有多处水电工程的建设成绩。

吴本立对记者说,受疫情影响,自己暂时无法到法国寻访祖父和父亲的足迹,但疫情前她已经去过日本、俄罗斯等地,重走祖父吴玉章当年的求学和政治成长之路。

“法国是目前的一个小遗憾,等疫情平息后,我希望可以到法国去走走看看,进一步了解祖父当年促成留法勤工俭学的初心。”吴本立说。

李玉贞说,历史与未来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交汇。5月初,当她乘坐班机从荷兰千里迢迢回到中国时,她首先填写了一个与工作相关的联系地址——上海市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人们相信新的100年开启后,这座城市将写下更精彩的篇章。

上海北外滩的汇山码头是留法勤工俭学人士的重要出发地之一,如今成为市民步道。(许晓青 摄)

2020年5月3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讲解员在向参观者讲解。这里曾设有外国语学社,多位赴苏留学的中共人士曾在此学习俄语。(张建松 摄)

来源:参考消息网

海外就医服务中介电话

赴美治病的中介服务机构

国外医疗中介